陇右工委领导人杨友柏在他的回忆录《鏖战陇右》中多次提到一个名字，称“她在艰苦的斗争中，曾遭受过敌人数百次、上千次的袭击，身体遭到了摧残，但她英勇顽强，团结战斗，从未对敌人屈服过，也从未放弃过党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的始终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了面对面的斗争，为确保党的交通联络工作畅通做出了贡献，为陇右人民的翻身解放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她就是中共陇右地下党秘密交通联络站——“赵家店”联络员、杨友柏的妻子赵菊芳。

一
　　赵菊芳于1918年出生于渭源县路园公社双轮磨村，1974年病逝于兰州军区总院，享年56岁。她建国前曾担任中共陇右工委地下党交通联络站“赵家店”联络员，建国后曾任甘南军分区家属队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赵菊芳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对党忠心耿耿，多次面对敌人的刺刀，遭受敌人的吊打，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以坚贞勇敢和肉体的创伤确保了地下交通联络站的安全。
　　赵菊芳祖籍是甘肃武山县包家庄人，民国初年，赵菊芳父亲赵六十逃荒流落到渭源居义乡（现路园乡）定居，娶张昭梅为妻，生下了哥哥赵鹏飞和自己。赵菊芳家生活贫困，人多地少缺劳力，赵菊芳十二岁便以十四块银元的“彩礼”许配给了邻居杨友柏。1943年，赵菊芳刚满十六周岁，生活贫困的赵六十老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便催杨友柏和赵菊芳完婚。嫂子贾劳娃娶进家门后，赵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处境，即将哥哥和赵菊芳住过的临街两间破北房，拆除改修成为可供四、五个人住宿的小客店，腾出来接待过往行人住宿，以此添补紧缺的生活开支。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客店，后来成了地下斗争中远道而来的“朋友”接头会面的联络点，成了地下党有名的“赵家店”，也成了中共陇右工委地下交通联络站，赵菊芳也就成了交通联络站的联络员。
　　二
　　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赵菊芳与父亲和哥哥借开店的方便条件，先是为甘南民变的骨干分子，后又是为来往活动的地下党干部提供食宿，帮助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联络群众，送信、找人、领路、接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先后介绍了来自陇西、渭源、漳县、武山、临夏、临洮、通渭、甘谷、永登、岷县的五十多名贫苦群众参加了地下斗争秘密组织，也通过串联寻找到了甘肃南部农民大起义失散的骨干队员，掩护他们在陇渭地区重整旗鼓，建立武装，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数年地下斗争岁月。
　　因于杨友柏的关系，赵家店也频繁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不论是国民党中央军，还是陇西、渭源的自卫队，或者是地方反动民团，每当闯进赵家店不是翻箱倒柜的搜查，就是气势汹汹的逼着要人，赵菊芳和父亲赵六十、哥哥赵鹏飞总是面不改色，沉着应对，一次又一次的化解了危难。
　　三
　　在长期的生活和地下斗争中，赵菊芳及家人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救陇渭人民于水火。
　　1942年底，甘工委派高健君、牙含章来陇渭开展工作，赵菊芳一家人初见高健君和牙含章时，如久别的战友重逢，真诚而坦率的倾吐了向往共产党的心愿，表达了坚决革命的决心。不久，万良才也相继来到陇渭工作，在成立中共陇渭地下党支部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将赵六十、赵鹏飞、赵菊芳吸收发展为共产党员，并以赵六十、赵鹏飞、赵菊芳为主，借助坐落在公路沿线的赵家店设立“交通联络站”，专门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会后，万良才和毛得功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赵六十、赵鹏飞加入中国共产党，赵菊芳则由于其丈夫——时任陇渭支部委员的杨友柏坚持个人意见，要求暂缓一步加入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暂缓，却一再搁浅了赵菊芳的入党要求，直到解放后的1964年，她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尽管当时没有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但赵菊芳同志始终没有怨言，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直坚守在联络站的战斗岗位，与党同心同德，与赵家店生死与共。
　　1947年夏季，继甘肃工委派遣专职交通员张建国同志来陇渭工作之后，邓品珊等二人奉甘工委的指示，相继由边区来到陇渭工作，结果两人在中途失散。不知联络暗号的邓品珊同志，随后来到赵家店，几进几出，未敢轻易开口，当即引起了赵菊芳和赵六十的怀疑。这天夜里，当邓品珊又以住店为名敲开赵家店的房门时，赵菊芳和赵六十便立刻警觉起来。他们设法稳住来客，将上门而迟迟不接暗语的邓品珊收留在店内住宿，并一面暗中观察，一边商量对策，打算如若不是自己人，就将他赶出店门。
　　恰巧在后半夜，杨友柏和高健君、万良才、郭化如等同志，带着武工队由陇西来到赵家店检查工作，赵菊芳和赵六十急忙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高健君和万良才透过门隙下反复观察了来人的面部特征，觉得十分陌生，决定按特务当夜斩除。然而，就在杨友柏和郭化如带着武工队进入客房强令陌生人离开时，陌生人却认出了杨友柏和郭化如，继而认出了高健君和牙含章，并说明他是邓品珊，是甘工委派来寻找他们的，因与同伴失散，不知道暗语，才将他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误会解除后，赵菊芳赶忙将来客安排到了后院，并和嫂子贾劳娃一起生火做饭。
　　四
　　赵菊芳同志被党组织确定在赵家店担任秘密联络专职工作人员前，高健君、万良才、郭化如等领导同志，从面临的残酷斗争实际出发，为她和儿子的安全着想，曾几次规劝她离开陇渭地区，去毛得功家属隐蔽的隆德县暂住几年，赵菊芳听后，满心不乐，并果决的说道：“我要是怕死，前几年早就走了隆德，现在有了党领导我们闹革命，你们却让我逃避去外地享清福，那不是把我往革命外边推吗？这办不到！就让我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工作吧，哪怕是烧火做饭。我也心甘情愿。即使国民党把我杀了，我相信只要我的儿子活着能长大成人，他会给我报仇雪恨的！”
　　赵菊芳虽是农村妇女，但她十分坚强，她的要求被组织批准后，就一头扎在党的联络机关，一干就是几年，不论形势如何紧张，她始终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离开居义乡一步。在此期间，陇西、渭源的敌人，几乎隔三差五的来骚扰，不论是到杨家还是赵家，赵菊芳每次都是敌人偷袭的目标。凡是扑上门的敌人，总要抓她逼问杨友柏和地下党领导人的隐蔽地方，而赵菊芳是能就地隐蔽就就地隐蔽，实在走不脱被敌人搜出来拷打，也从不招供，因此常常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几天下不了炕。
　　1947年底，陇右地下游击队武装袭击了甘谷安远镇乡公所后，由于叛徒郭志忠的告密，天水、临洮两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到陇西，对陇右地下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清乡、围剿，陇渭地区斗争形式急剧恶化。高健君代表陇右地下党组织给赵菊芳发出转移隐蔽的指示，可赵菊芳不忍心离开战斗岗位，便带着孩子在陇西菜子坪、莲峰镇、上坪等地住了十来天后，就匆匆返回了家里。就在她刚回到家准备烧火做饭的时候，匪徒就端着枪杀气腾腾的闯进了院里，赵菊芳眼看隐蔽藏身已经来不及，坐而待擒少不了皮肉之苦，便急中生智朝炉膛里泼了一勺水，猛将火浇灭，借着室内炉灰飞扬，遮挡敌人视线之机，从炉膛里抓起一把黑灰，往自己脸上一抹，顺手端起了盛炉灰的簸箕，就转身走出了灰尘飞扬、烟雾缭绕的厨房门，迎着蜂拥而入的敌人，大胆的走出了院门，而只顾往里钻的敌人，谁也没有料到迎面出来的这个又“黑”又“脏”的女人，竟然会是他们捉拿的人，待敌人清醒过　　来时，巧思小计脱身的赵菊芳，早已潜出村外进了南山。
　　1948年初的一天夜里，国民党陇西保安队为破“安远事件”案，突然包围偷袭了地下党武工队员谢益三和祁耀贤的家，扑空了的敌人恼羞成怒，抓住其家属又打又骂，辱其人身。胆小怕事的祁耀贤妻子随即把责任推在杨友柏身上以求脱身，却被敌人抓住口供逼着她带路去杨友柏家。晨曦初露时，祁妻带着敌人包围了下双轮磨村，闯进了杨友柏家，搜出了躲在驴圈中的赵菊芳。
　　毫无惧色的赵菊芳一见祁妻带着敌人搜查不止，于是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决定牺牲自己，也要保全联络站。然而，敌人一开口却只字不提赵家店，张口闭口尽追问祁耀贤和丈夫的下落，于是心领神会，知道赵家店的秘密尚未暴露，便坦然回答道：
　　“我住在娘家，丈夫在哪里我不知道！祁耀贤走了哪里，在外边干啥，他媳妇在，你们问她不是就全清楚了吗？”
　　“她不知道，才来找你！”匪军官怒气冲冲的说道。
　　赵菊芳坦然一笑驳斥道：“她做媳妇的不知道丈夫的事，也说不上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我当媳妇的难道就知道丈夫的事？”
　　理屈词穷的匪敌官恍然一愣，恼羞成怒，边骂边下令：来人，给我打！
　　凶相毕露的匪徒，一拥而上，举起枪托、皮带、棍棒就挥舞了起来，不一会，身单体薄的赵菊芳被打成了重伤，栽倒在地，不堪目睹赵菊芳惨遭毒害的赵六十、赵鹏飞、贾劳娃奋不顾身的一拥而上，冲到敌人围攻打倒在地的赵菊芳身边，用自己的身体阻挡敌人挥舞的枪托、皮带、棍棒，结果不仅没有减轻赵菊芳的痛苦和艰难处境，一家人反而遭到了群匪的毒打。
　　五
　　解放后，杨友柏担任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赵菊芳随军到甘南军分区。1964年，实现入党愿望，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甘南军分区家属队支部委员、支部书记，1974年9月14日在兰州军区医院逝世。逝世后，杨友柏在日记中写道：
　　“你是咱们建立家庭、教育子女、抚养孩子、劳苦功高的功臣者。”
　　“你是在旧社会白色恐怖的漫长岁月中，与我风雨同舟的贴心的患难者和与敌人斗争并肩作战、战斗的亲密战友。”
　　“你是为党工作在建党工作上的积极分子。”
　　“我永远纪念你，永远学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