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狐湾坐落在陇西县双泉镇林家屲村一个南面山坡上，依地势坐落着八、九户人家，村前是一条深沟，左侧依山势下行约摸两公里就是岳崖坪，沟底向右过小山坡或沿右侧深沟下行三公里左右便是坡坡屲，村庄显得僻静但又四通八达，下行直达西岔沟可通渭源县和双泉乡，上行过山梁可进渭河川区。

　　寻访到一个叫杨荣的庄稼人，随杨荣拜谒他们已基本荒芜的老庄宅院，昔日的两间土房已墙面斑驳，瓦斜木腐。随杨荣的指点，参观了他家特有的地道，诧异于设想奇妙，凿挖不易。围着火炉，端详着陈旧的针线笸箩和纺线锤，听杨家人讲诉一段关于奶奶支持陇右地下斗争的故事。

　　五十多岁的杨荣诚挚而健谈，说起他的奶奶更是滔滔不绝。杨荣奶奶本名丁改过，祖籍甘谷县，上世纪二十年代，为避战乱和饥荒，杨奶奶随丈夫来到避静的野狐湾，当时野狐湾鲜有人家，地势偏僻，山大沟深，草木茂盛，土地肥沃。勤劳本分的杨奶奶夫妇便看准了这里的自然条件，就在此开荒种地，修建窑洞，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慢慢的修建了宅院，逐渐形成了宅院内有高房，宅院后有窑洞，窑洞上又有高房的“楼上楼下”住宿格局。

　　杨奶奶夫妇在此“安营扎寨”，精耕细作，先后生育了3个儿子和2个女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艰难度日，生活还算慢慢的有了起色，但战乱和饥荒给人造成的创伤是持久的，杨奶奶夫妇为了更好的安家立命，躲避儿子被抓壮丁的厄运，便利用劳作之余、农闲时间、更多的是晚上，点着油灯挖起了地道，以宅院后窑洞为入口，上通窑洞上面的高房，下达宅院的高房，出口直通庄前沟底的隐秘处，总长度达到70多米。

　　后来，杨奶奶的大女儿与坡坡屲原治业家的二儿子喜结连理，杨奶奶与原治业成了亲家。1943年，甘肃南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大部分骨干分子潜入陇渭地区，一方面保存力量，逃避追杀，一方面建立据点，伺机开展武装活动。借着杨友柏与原家有亲戚的关系，双泉乡林家屲村坡坡屲社原治业家成了一个秘密的据点，陇右地下党的骨干分子杨友柏、毛得功、郭化如便经常出入于原家，与当地的参加过甘南民变的马福昌、常玉山、苏效文、马俊明一道，昼伏夜出，开展斗争。

　　地下斗争是艰辛的，更是严酷的。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陇右地下斗争的骨干分子经常遭到国民党自卫队的通缉、搜捕和围剿，为了更好的隐藏和保护起义骨干分子乃至后来的党的干部，原治业也经常将党的人转移到亲家杨奶奶家躲藏。早已厌恶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杨奶奶心照不宣的尽其所有招呼着“亲戚”，为他们提供食宿，通风报信，每遇特殊情况就让“亲戚”秘密躲藏在地道中，或从地道中脱身。杨奶奶家便成了一处可靠的据点，乃至后来中共陇渭工委在坡坡屲成立后，杨奶奶家便成了躲藏“亲戚”，隐藏枪支的秘密地点，党的人借助她家特有的地道秘密开展活动，摆脱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捕和围剿。杨荣清晰的记得，他小的时候家中还有若干枚子弹，他还拿着玩耍过，父亲告诉他，那是解放前党的人留下的，父亲还告诉他，那个时期，他家窑洞前麦场北面有个大草垛，草垛里经常藏着枪支弹药与物资。

　　据牙含章《陇右地下斗争》中记载，1946年的除夕，郭化如、杨友柏将初来陇右的高健君、牙含章领到坡坡屲原治业家隐藏。曾被敌人通缉的马福昌、马俊明、常玉山等人也偷偷回到自己家中，准备合家团聚过个年。在这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渭源县的自卫队竟倾巢出动，涌进了西岔沟。他们先将王家庄马俊明的庄园包围起来进行搜查，幸而，马俊明在半小时前离家。敌人扑空后，就在院内烧起了柴火，吊烤马俊明的妻子。住在岳崖坪的又一处“窝子”主人陈德功在火光中看见敌人乘夜行动，急忙从小路越过小沟岔，跑到原治业家，向高健君、郭化如等人报讯。情况紧急，他们决定转移。由熟悉地形的郭化如、杨友柏在前面带路，陈德功在后面掩护，原治业的大儿子原刚赶着一群羊在后面灭迹。茫茫雪夜里，他们沿着陡峭山路，爬到山顶。牙含章由陈德功领到野狐湾的杨奶奶家中隐蔽，其他人沿山梁分散到别处去躲藏。杨奶奶赶忙把牙含章安顿在热炕上，用家中仅有的粗粮、干菜招待了牙含章。翌日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杨奶奶突然听到房上落了一块土块，早已熟知接头暗号的杨奶奶便惊喜的对牙含章说：“你们的人找你来了。”

　　70多岁的杨秀英是杨奶奶的小女儿，据她回忆，从有记忆开始，家中经常来“亲戚”，当时她很小，七八岁的样子，只记得他们身材高大，衣着便装，人很利索，也很普通，肩上挂着蓝色的大布袋，有时是四五个人，有时更多，来时父母亲和三个哥哥都会热情招待，她有时也问母亲，来的都是什么人，母亲说，这是咱们家的亲戚。有次大清早，有几个人来到我家，当时下了一场雪，父亲叫三哥杨贵林赶着家中的羊去坡坡屲，后来才知道，来的人是党的人，赶羊是为了掩盖党的人来时在雪中踏下的脚印。

　　杨秀英还清楚记得，那时也就是六七岁，和往常一样，家里来了几个人，母亲做好了饭，大家都在上面的高房上吃饭。当时天就要黑了，自己没事干，就偷偷的跑到下面的高房上，看到蓝布袋好多，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炕上，她便把手伸到炕上的布袋里去摸，看有什么好吃的，找来找去，不小心把布袋里的手电筒打开了，就像灯盏亮了一样，幼小的她当时没见过这个东西，赶忙用口去吹，不管怎么吹也吹不灭，当时把自己也吓了，就那样傻傻的看着，没多久三哥急忙上来把她抱了下去。后来才知道，来的人在上高房上看到了下高房上的光亮，以为敌人到了下高房上便躲进了地道，打发三哥来看，三哥回去说了情况后，他们又回到了上高房。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把手放在她的头上说，这么顽皮的小女孩，万一把枪弄开就不得了了，那枪都上了子弹呢。长大后听哥哥说，那些经常来家里的人是陇右地下党人，他们是杨友柏、郭化如、牙含章、还有马福昌等好几个双泉本地人呢。

　　或许是战乱和逃荒对杨奶奶在思想上刻画的创伤太深，亦或是斗争策略，杨奶奶的五个子女均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而且杨奶奶对党的人的说法是家中只有她一个人，党的人统一的说法也是杨奶奶家只有她一个人。事实上，杨奶奶的丈夫、大儿子杨根林、小儿子杨贵林经常给党的人担任着站岗放哨的工作，女儿也经常帮杨奶奶给党的人烧火做饭。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为党的人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保守秘密本就是对革命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应该牢记他们并永远怀念她。

　　如今，杨奶奶早已逝去，隐藏枪支的草垛已然不在，躲藏住宿“亲戚”的上下高房因失修而坍塌早已拆除，可院落后的窑洞还在，窑洞内的地道入口依然完整，沟底的出口依然清晰，虽历经岁月，虽物是人非，可它无声的记录着岁月的沧桑，诉说着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事迹。

　　今日的野狐湾，静谧、安详，睹物思人，连同书里看来的事事物物交织一起，构成了一幅幅昔日陇右地下党人斗智斗勇的鲜活画面。(供稿：莫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