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郦

　　我们杨家的老院子先后共住过三拨解放军军人。
　　第一拨是陇西刚解放时,那是一些路过的解放军。我二姑杨晴回忆,这些军人戴着棉帽,穿着草绿色军装,他们吃饭是用桶打,饭是洋芋面片之类的,吃不上的还给我们舀些……
　　第二拨就是解放军骑兵一师甘南剿匪时住的,距今已六十多年了。
　　第一拨解放军印象很模糊了,这里先说说解放军骑兵一师的事。那是解放初期的1952年,青海的马良(马步芳的叔父)、马元祥(马良胞兄马彪的得力战将)在败踞台湾的国民党直接插手指挥下,流窜于甘青川边境的甘南一带,发展为大陆上最后一支大股的政治土匪,他们在那里大肆造谣惑众,挑拨民族团结,疯狂捣乱,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干扰、破坏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形势危急,聂荣臻、彭德怀率领的西北军区骑兵第一师从华北根据地过来进剿二马匪徒。
　　早在1949年10月,甘肃的剿匪就开始了。那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和反动军队骨干,并成立“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这些特务和反动骨干,趁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际,网罗大批土匪恶棍、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组成百余股土匪武装,流窜于全省各地,疯狂袭击基层人民政权,抢劫国家和群众财产,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成果,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剿匪分四个阶段进行,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共歼灭土匪3万余人,结束了广大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
　　从1952年1月至1953年8月,骑一师担任了甘肃第四阶段剿匪的主力军。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为民族解放建立过显赫战功,1949年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的检阅。
　　骑一师多是从华北根据地的张家口一带过来,比如他们喊我奶奶为“姥姥”,这种华北称呼和我们本地很不同(我奶奶却很不习惯这么被叫,因为巷里莫家的女儿名“劳劳”,她感觉被叫成了别人)。
　　我的堂伯父杨守义回忆:他听骑一师的人口音不同,听着好像哪儿的都有,应该是各地来的。这没错,因为骑一师是由隶属于绥远军区的骑一师、隶属察哈尔军区的骑三师和河南省军区骑兵团这三支骑兵部队于1952年5月在河北万全合编而成的,归华北军区建制。12月,骑一师赴西北剿匪改隶西北军区。1953年1月,西北军区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于1953年8月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撤销),调集骑兵第一师、独立骑兵第一、二团,甘肃军区独立团等部队,在西南军区部队配合下,从1953年3月开始,对马匪进行大规模军事进剿。
　　1952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得到骑一师要来陇西的消息,县上安排陇西中学(陇西一中)和陇西师范两校的师生去城外迎接骑一师先遣队。杜国栋老师回忆:那时天有点冷,已经有穿棉衣棉裤的学生,各班班主任带着学生,领头的老师扛着校旗,中学是宋定邦老师带队,师范是张思忠老师带队,两校学生们1000多人出动,几乎从通达巷口一直排到东门。在东门的大坡那儿,两校的学生为了争先往前跑,互相吵闹,结果中学的超到了师范队伍的前面。
　　在东关的南河边上,师生们迎到了解放军骑一师先遣队约两个排左右的人马,双方迎上后,学生们喊着口号:“欢迎骑一师去甘南剿匪”,对方也应答着,然后礼貌地下来牵着马走,学生则跟在他们后面,有的班一路唱着歌,歌曲内容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歌等等。
　　因为迎接时队伍混乱和争抢的问题,陇西中学校长石廷选、教导主任侯天如分别在大会上批评了学生们:你们这样,我们的教育就无法办了。群众印象不好,把国民党的旧风俗拿上了,现在是新中国,以后要听从指挥,改变原作风,不能把坏毛病带进来……会后大家唱了首歌,然后解散了。
　　不几日,全部骑一师队伍都来了之后,县长张友生主持召开了欢迎会,在鼓楼背面、旧“襄武邑牌坊”后面(现文化广场)开了欢迎会,打着标语:“陇西各界群众欢迎骑一师甘南剿匪!”骑一师军人全副武装,前排的军人拿着长刀,威风凛凛。第二年剿匪任务完成后也开了欢迎会,地点在体育场。
　　骑一师在陇西休整了约三个月左右,1953年1月7日,他们在陇西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了剿匪任务。3月初,根据西北军区与西南军区贺龙司令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用突然、迅速奔袭的战术,于3月下旬首歼马良主力。1953年3月15日,骑一师由陇西出发,急行500多里于21日到达黑错(今合作)。为不暴露目标,仅休息一天,23日由黑错出发,25日进至尕海滩,立即展开队形,侦察敌踪,捕捉战机。28日,他们昼夜兼程100多公里,29日在唐昆将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敌匪大部被歼。
　　至1953年5月中旬,经过艰苦卓绝的大小战斗30余次,击毙匪首马元祥,在四川拉勒山活捉了匪首马良,缴获各种武器700余支,电台19部,消灭了该匪主力。5月28日,党中央、中央军委表彰了甘、青、川边剿匪部队。此后,又对潜逃之匪进行搜剿,至8月底,全歼残敌,剿匪任务胜利完成。
　　王明老人回忆:解放军来陇西张家塄前一周,有陌生人到庄里转悠,他们嘴里喊着各自的营生:钉缸子、钉碗碟,或是箍缸。钉鞋,还有耍猴的,解放军快来时又都突然消失了。
　　早上学生们往学校走时看见军人们给每家扫院、担水(稍远处有两个取水池),几乎什么活都做,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却不吃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最多在奶奶跟前借个针线之类的。
　　军人中赶车、管马的一部分人住在张烟房家的马车店(店有两层楼高)里,马是黑、白、黄各种颜色的大马,都指教得很听话。老式的皮车有七八辆,用来承担装卸药品、拉锅灶等一些辎重活。白天,孩子们就在皮车旁边玩耍。
　　王家的北房里放着军用药品,堆得老高,有的药瓶非常漂亮,王明要来一个蓝色的小玻璃瓶,却被庄里几个大些的玩伴追着要,他抱着飞跑,刚下过雨路滑,在车马店那儿一人多高的坡坎前他摔倒了,一个倒栽葱滚下来,顿时成了个泥猴。
　　解放军来后,附近村庄的人闻讯纷纷来兜售他们的时令鲜果桃、杏、李子,而军人们也会买些吃,公买公卖。他们爱穷人,爱百姓,爱小孩。有个解放军抱着7岁的王明,给他买桃子、李子吃,感情很好,以至于奶奶给做了新衣服他硬是不穿,生怕解放军叔叔不认识他了不给买好吃的。
　　骑一师人很多,他们在陇西是各处分开住的。李庆藩老师清楚地记得:师部在县城达达巷“九如缘”老院内,住宿在师范内,军马也在师范,马的照顾等级比人还高。他去师部浪时,军人们也不赶他们,还给糖或给饭吃,很和蔼。东巷也有军人住,娘家在东巷的白淑兰老人记得年幼的她曾给一位骑一师军官妻子晚上过去作过陪伴。油盘巷一带是办公兼住宿,如我们杨家院里就是骑一师的秘书处。何家场子一带也有住,还有个大点的军队食堂。党部巷(今建筑巷)也住人。紫霄观(现城关一小)对面的杜应廉家里解放军住着北房,他们态度好,扫院、提水爱干活；紫霄观、大车店、城隍庙的房里住人,外面的简易车棚里养马,附近稍好些的民房都住了解放军,万寿街杨宽家的大院子里也住军人,马匹也在那里。
　　据杨学俭老人回忆,东巷有两口井,冬天解放军就在他家院里烧开水,烧水的老头姓黄,是一个欢乐幽默的人。对面吕家院里是解放军战士的灶,杨家院大,解放军吃饭时就端过来吃。开饭时间,饥饿的孩子们透过窗棂张望着外面使劲咽口水,他们察觉到了,偷偷扔进几个馒头,或者迅速地把搪瓷碗里的白米饭隔窗扣进来。他们的碗上部有钻洞,带黄色布套的缸子也有钻洞,走路时就挂在腰间皮带上。
　　解放军马队在紫霄观至仓门街一带驻扎,经常有人围聚在那儿等着扫粪、拾粪,杨学俭也是其中的一个。这里骑一师军人也是各地的,东北的、河南的、南方的……他们虽久经沙场,但年龄都不大,称当地人为“老乡”,和老百姓关系处得很好。
　　杨学俭的一个姐姐和另一个女人给莫家院里住的骑一师曹师长带孩子半年多,小孩一个叫大狗,一个叫小狗。我一位表姑妈的母亲当时给一家骑一师军人夫妇也照看孩子。这家约四五岁的男孩叫新民,五六岁的女孩叫梦华,姑妈的母亲每天在何家场子的食堂打饭。新民爸爸是骑一师的一个组织部长,30多岁的样子,中等个子,很干练,对老百姓态度和善；新民妈妈是骑一师下辖营的宣传科长,也是差不多30岁左右,胖而高,每天拿个大镜子,摆着姿势排练,咿咿呀呀地唱。文工团的规模不太大,院里能见到的年轻女演员有十几个。
　　骑一师来陇西的队伍中搞宣传、文化、卫生的都有,曾在今石头巷那里组织了妇女们扭秧歌,唱着《妇女翻身歌》:“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们挣扎在最底层,谁来搭救咱?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天,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谁来搭救咱?共产党、毛泽东,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从此砸断了封建的铁锁链,妇女就成了自由的人。”
　　油盘巷的我们家(原址在今景家桥一带)骑一师住的时候院里花多树繁,一派葳蕤生机。院内是骑一师的秘书处,大南房五间房子是骑一师男的办公和住宿,北房是女军人办公和住宿,女军人住的屋门前环绕着牡丹花、竹子、樱桃(可惜后来实行食堂化,在院里倒煤灰、垃圾,各处堆得小山一样,花木都毁坏殆尽了)。大伯家住小南房,家里其他人先是住在东房和书房院(曾祖父杨璧先生曾教过私塾的四合院),后来挤住在厨房里,不过厨房很大,有一溜排,也能容纳下。
　　秘书处负责报纸印发,宣传资料散发,还有信息接收等工作。从门前或窗前经过北房时可以看见屋里墙上挂着黑色的手摇电话,书架和桌子上高高地堆放着许多文件资料,屋外台阶上也码放着大量的书报,还有抗美援朝的小人书如《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战斗英雄张积慧》《一车高粱米》等等。小孩们有时拿几本到学校去看也可以,不过也不能随便拿,有次二姑的高姓好友找她,出门时顺手拿了一张台阶上放的报纸,两人走到何家场子,有个解放军看见了跑过来问:“这是你们从哪儿拿的。”二姑答:“秘书处台阶上拿的。”问完就把报纸收走了,留下面面相觑的她们俩。
　　秘书处主要工作人员是两位女军人,年龄稍长的女军人模样不错,人端庄稳重,似乎是个当官的,男人也在骑一师,可能职位较高,但具体的人一直没对上。年轻女兵叫杨广花,她是个话务员,任务是打字、接电话之类,家里人路过时能看到她面朝门外坐着,在窄条桌上放的打字机前工作,机子哐哐地响着。杨广花人长得很漂亮,爱唱爱说,有时看到她被领导批评了抹着眼泪哭泣。除了她俩,还有一个叫“花花”的小保姆,是绥远人,17岁左右,给那个大些的女军人领一个一岁多点的男孩。女军人对花花非常好,刚来时就给她缝制了一身英丹丝布的新衣,吃住也在部队。花花人长得白净,加之生活条件改善,慢慢出脱得格外俊俏,人也活泼,好几次看见她和一个年轻军人说笑着,可惜半年后她被因故打发回老家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中国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致哀,在三天的致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那时,我家那个高大气派的大门(有三层台阶的虎座门,中间是红色大双扇,两边粉色的墙往开撇呈“八”字形,门上有兽脊,门里门外都有匾,门外两边是篆字对联,大门中间是清代甘肃学政、金石学者叶昌炽给高祖父杨凌霄先生题写的“襄武耆献”匾,匾在后来食堂化时被做成案子,再往后不知所终)还在,骑一师响应中央要求,在大门外插的红旗上挂了黑纱悼念。王明也记得,1953年的某月,骑一师来时带着胳膊上有“孝”字的黑纱,对斯大林表示哀悼。
　　战马是骑兵最显著的标志,堂伯杨守义回忆,他见过的骑一师的马大多是个子低而长的白色川马,也有其他大些的马。在万寿街的杨家大院里,当年他目睹过年轻军人给战马钉马掌的情景,有的马很乖,让抬腿就抬起了,能听懂人话。但也有个别调皮的马不配合,年轻军人于是骑上马,紧勒笼头转起了圈,圈子刚开始转的大,越转越小,直至最后猛一下将马掀翻在地上,然后几个小伙子迅速围上去一起摁住,有人乘机钉上马掌。
　　我家院子里像书房院一带都拴过马,它们在一排铁或钢架子支撑着的帆布马槽里吃着黑豆、黄豆和草料,喂得圆壮,长势好。马有专门的后勤准备食料,主要吃谷草(长谷穗),配料是豆类,不让吃麦草。有专业的兽医定时检查马匹状况,县城中心的钟灵池(今恒发酒店附近)和马池(今妇幼保健院一带)以及城区周围大些的池子都是战马饮水点。在往钟灵池去时,马撒欢般地跑得很快,把跟着的战士扔在后面,小孩有些怕大马,躲着走,但它们并不横冲直撞。
　　战马还会进行精神训练。那时在阎翰林家(现游击巷应刷厂)前院经常放电影,一个场子里站一个连,约百十个人左右,只交替放两部片子——《夏伯阳》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场电影放一两个小时,骑兵拉着马整齐地列队观看,让马看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战马作战镜头,可能为了让它们有个适应吧。骑一师人马轮换观看,本地的小孩子也挤在角落里“蹭”看。
　　战马要精心饲喂,还要拉着溜达,正常一天要遛三次,当时上小学的杜应廉为解放军喂马、遛马,也乘机骑过马。16岁的杜国栋也曾骑过战马,但那马骑上后撒腿一跑,把他丢地下了。他也帮一位骑一师军人遛过马,对方还问他“你拉得住吗?能行吗?”他缓缓牵着马的缰绳,从现在西巷口走到董家大车店(现县疾控中心),那个军人很和气地告诉他:“你想遛了以后遛吧”。后来杜国栋在平凉碰见他,那时他转业到了灵台华纱布公司,和杜的姐夫在一个单位工作,当时转业在灵台的骑一师解放军很多。
　　最后来的一批骑一师军人在西街汪统三家院内办过识字班,识字学完后就归队,但是这部分人最终没去甘南。
　　骑一师军人衣装整洁,戴着土黄色的军帽,穿着同色系的军装,裤子是上面宽下面裹腿形式的马裤。战士们爱唱歌,有时他们整队在天爷庙(今荣景园小区)唱《大刀曲》,有时在鼓楼后的体育场唱。
　　战士们和马感情很深,从他们爱抚、亲昵马的动作就能看出。每天早上喂完马,刷洗干净,放上鞍子(鞍条是钢的,其余部位是高级皮质),带着马刀、手枪、冲锋枪三样武器,“一二一”喊着,人马同时往飞机场(今天的气象局一带很大一片地方,以前曾停过飞机)跑。杨学俭和一起拾粪的孩子们背着背篼在景家桥路等着,跟上他们走,训练场跟前有军人站岗,看的人站在稍远处。
　　马术训练时,马按白、黑、红、青几种颜色各自为阵,两马一排,一次参加的马有200多匹,包括伊犁马、川马、蒙古马各品种,军队和马匹整齐而默契。人骑在马上,哨子一吹,马的耳朵就“刷”地支楞起来,也如人一般,向左、向右看齐,脚下寸步移动盯齐,从前后看,马腿都是齐刷刷的。号令一响,迅速趴下、听令又起立,人始终在马背上。进行马上劈刺项目时,空地上竖着一排排草人,有时马身上有草人,嘹亮激越的军号一吹,战马便跃起向前冲,马上的战士挥舞马刀上去飞快地把草人一个个剁翻。刺杀是在栽好的柳树棍上练习的。马上射击有手枪单手射和双手射,左右立着靶子,靶子上有碗,一个碗就是一个敌人；端着冲锋枪时,人或藏在马的侧面进行射击,或在马肚子底下仰射。匍匐射击时,马是躺倒的姿态,马肚子和身材就是掩体,马起立时如骆驼,带人一起起立,灵敏而迅捷。还有跳障碍比赛,障碍或是一米多高的土墩子,或是栽好的木栏杆,或是挖的壕沟。号令一响、旗帜一挥,卧到、飞跑、在障碍上跨越,都做得非常好。
　　为了在甘南林区作战顺利,骑一师每天都训练,经常进行阵势浩大的表演,整个过程要持续半天。马术表演时,马十分配合,钻火圈就像演杂技一样神奇。还表演过双人骑一马等节目,表演时,骑手贴在马肚子侧面和马肚子上奔跑,跑得飞快时,只见马,人却隐藏了一般,看不见了。还有打马球,这是比体力和技术的运动。马球如成人的拳头大小,战士拿着一种类似曲棍球的有拐的杆,人骑马上往球门里打,比赛的双方进攻、围追堵截,十分激烈。他们马术训练、表演的时候,陇西东关、东巷一带、柴家门、汪家门的很多人都会去看,学生们是由老师统一带队去的,飞机场周围站满了密密匝匝的围观人群。
　　打仗回来是后半年,天不太冷。他们出发时整整齐齐,精神抖擞,回来时面色憔悴、满身疲惫,人困马乏,明显瘦了一圈,衣服也又破又烂。听说打仗时非常艰苦,有时吃喝和其他物资供应不上,饿坏了。
　　张家塄住的解放军来时衣衫破烂,人都变瘦了,胡子拉碴的,一半的熟悉面孔不见了,或者可以说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牺牲了。王明在队伍中找抱过他的解放军,上上下下,到处追寻反复找,却再也没看到。
　　仓院附近住的军人来时人黑瘦,马瘦得肋骨一条条看得见,人员折损很多,有人看到他们的情形,忍不住哭了。
　　胜利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太多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甘南战场。来时马多人少,马多是因为缴获了一部分马良的马匹,返回时一人骑着两三匹,人换着骑,骑一会儿换一匹马,就这样到了陇西。
　　从他们前后的状况对比就知道打仗是十分危险、辛苦的事情,和平的生活是幸福的、可贵的!尤其他们在进行着让百姓拍手称快的剿匪,解除百姓受的荼毒残害,更让人爱戴和敬佩。
　　仗最终打完后他们在陇西只停留了一天就离开了,撤到平凉一带去休整,后来人员转业到平凉、灵台、静宁的各个单位,战马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固原分了一个三支队,杜国栋老师在固原支教时(1957年12月—1962年)碰到过骑一师的人,有认识的人被分配到固原榨油厂。
　　骑一师的军人很好,纪律好、有礼貌,不吃不拿老百姓的东西,陇西的老百姓欢迎他们住,因为他们跟以前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我的奶奶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部队!
　　国民党的军队只有1927年北伐时纪律还好些,他们是穿着灰色制服的学生军,很多年轻人,在县城飞机场一带打仗,可能是打马应彪,牺牲很多。再后来的国民党军队都不行,尤其是溃退的军人叫人谈起就色变。
　　骑一师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很好,真正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比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师(主要进行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的纪律更好。
　　离开我们家时,还有后勤的人专门问着登记:有没有损坏的东西,借了没还的东西?院子特意扫干净了,房间也收拾整齐了,屋外的东西都摆好了,不让送别。等学生们放学回来,人已悄悄地撤了,他们走后院子里的冷清氛围是那么明显,使人失魂落魄一般。家人对着空房,鼻子是酸酸的,心里满是感伤,回忆起仍是想念不已。
　　多年后,家人在电视上看到国庆节骑兵部队在天安门威风凛凛参加检阅,这种画面也算是稍稍安慰了家人那种长久的、失落混杂着思念的情绪。

　　本文为口述史记录,最后得以完成要感谢:杨晴、杜国栋、李庆藩、王明、郗意兰、杨学俭、杨建华、杨守义、杨建民、魏玉祥、杨秀珍、杜彬、白淑兰等人士为作者提供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简介:杨郦,女,陇西人,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历史学硕士,现供职于陇西县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