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出土的葺修李家老院的碑

　　“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洲”，从陇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逐渐发展壮大的“陇西李氏”，在东移西迁历程中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同时，固守家园、繁衍耕作于陇西这块土地的李氏，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李家老院”曾经的辉煌。据已出土的明洪武八年葺□老院碑记载：“太高尕李氏□汉开宗……”陇西“李家老院”的重修距今已超过600年的历史。今天，站在陇西人柴进投资重建的陇西“李家老院”中，我们还依稀可见历史的痕迹。
　　据史料记载,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陇西郡治由狄道正式迁设襄武县。居于陇西一带的李氏，从此结束了四百余年随郡飘移不定的迁徙生涯。应该说这是“李氏”在移郡后的发展时期，大约持续了一百余年。期间，历经魏晋十六国，李氏中的“能者”从“陇西郡”发迹并陆续向天水、北地（今庆阳）、姑藏（今武威）、敦煌等地迁移。留居今陇西有史可考的李氏有南北朝时以功赐爵护城男、官至洛州刺史的李数仁，隋末上柱国李令休及夫人皇甫大娘，他们仍承袭着“尕李家”的门户，以“紫气东来”自居，固守着“李家老院。
　　陇西“李氏”人才辈出，据《襄武人物志》、《新唐书》、乾隆《陇西县志》载：文臣将士有李令休、李鹏盛、李石（字文舟）、李程（石之弟）、李廓（程之子）、李福（石之子）、李航（福之子）、李汧（航之弟）、李约（字元宾）、李中敏（字芷之）、李尉、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李绅、李宗闵、李让夷、李巨川、李元兴、李回等。

　　“陇西李氏”在今陇西的主要散居地

　　自汉之后，陆续迁来襄武的“李氏”大多散居在渭河以南的西南山腹地。魏晋时开始向今县城较为繁华的东西南边地汇集。隋唐之后，分支于今县城的西北边地。宋后各代至今主要居散地为今县境的碱沟里、李家湾、李家门、李家 、川地里、油房河、李家老湾、阴湾里、李家河、岘儿下、回沟里、李家沟门、李家山、桌儿坪、李家坪、酒店下、磨儿下、靛坪里、西关槐树巷、北关庙儿巷、李家巷和今柴家门以南的李家营等四十余个李姓自然居住村。北魏时期，襄武县辖的大李家沟（今武山县辖）有名叫李真秀的女子为抗婚在水帘洞羽化成神，被尊为“麻线娘娘”“大势至菩萨”。据当地李氏族谱流传，他们的祖先为陇西“尕李家”分出的一支。

　　“尕李家”与“李家老院”的由来

　　“尕李家”作为陇西“李氏”在陇西的先祖，富有一些传奇色彩。“尕李家”其人其祖目前无法稽考，但“尕李家”其人据民间流传：“庶母所生，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小失母，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成后生，智谋过人，营略有方”。“十八盘水磨连夜转，‘尕李家’富了个脱骨”。这就是陇西流传下来关于“尕李家”其人的生平和业绩。
　　流传“尕李家”从一个叫化子凭借自己的勤劳，在襄武县靠经营水磨为生，变成了远近闻明的“暴发户”，不但从一盘水磨起家，扩展为十八盘，而且还建造了“李家油坊”和“李家糟坊”。富甲一方的“尕李家”为显示李姓在陇西的尊荣，在襄武县西边的砂湾（今紫来）选址造宅。据传，当时建造为了饮用水源方便，先按巫师指定开始挖井，当井挖至三丈三尺时，被一巨石所阻，“尕李家”随令将巨石起出再挖，当挖井工四散开挖至巨石暴露时，却发现是一块完整的龟石。“尕李家”即令挖井停止并回填，另选井址。龟石出现使“尕李家”获得无限惊喜，便决定就在此处起造九级台阶正庭，象征脉落龟背，千秋永固之意。围绕九级台阶正庭，按八卦图像分别修造了厢房，院中竖起三丈三尺高的抱斗灯柱，悬挂“李家大院”四个字样的大灯笼。“尕李家”虽为商农，但颇有文墨，大院落成后，又在正庭悬挂“报本堂”金字木匾，取意不忘祖先之荫，大门悬挂“紫气东来”木匾，意指李氏先祖自东而来之意。
　　晋隋时期，“李家大院”已族大人众，便分出了上院里、下院里、新院里、营儿里等众多门户，即现在的西关槐树下、北关庙儿巷北门外李家巷一带，于是才有了“李家老院”的说法。据清乾隆《陇西县志》拾遗篇记载：陇西李氏庭前有古槐，一木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大约隋末唐初，时任襄武县令的李鹏盛遇异人桑道茂，桑观其树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三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扬历数镇。”后长子李石举进士，官至宰相，封陇西郡开国伯，拜太子相。次子李程以一篇《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典试举人，贞观十二年举进士，封号“八博学士”，历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同平章事，校检兵部尚书。三子李福，官至参军，给事中郎。李福次子李航，官至监察御史，黄巢乱后，扶侍圣善归东都有功，告假省亲宿虢州公馆，被州牧张存杀害。长子李汧 ，官为给事中，三子李肇，著唐《国史辅》。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人，他便是有籍贯争议的李绅。有人著文李绅为江苏无锡人，实际是错误的。清康、雍、乾《陇西县志》均载：“李绅（780—846）字公垂，陇西人，初贫游无锡，寄宿于惠山寺，屡以佛经为文闻名于藁州（今河北省中部偏西），与李卫公（即李德裕，河南赵县人）结识为朋，名镇淮海”。李绅，元和中进士，穆宗时为左拾遗，为李逢吉所排斥，出为江西观察史。后改为户部侍郎。武宗时，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与元稹、李卫公齐名，号称“三俊”；同白居易交游甚密，为新乐府诗派的开创者。作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已失传，今存《悯农》诗二首。另有《莺莺歌》、《追昔游集》存世。这里“初贫游无锡，寄宿于惠山寺”。可见李绅的籍贯一目了然，拙作认为，清乾隆时期的陇西文人不可能预言时隔二百多年后，会有人研究陇西李氏及李氏文化，甚至争议李绅的籍贯，竞未过先知将一个毫不相干的无锡人写进《陇西县志》。

　　“李家老院”的兴衰

　　唐初，在修订《氏族志》时，对李氏确定为陇西“郡望”一事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议：一说“李氏”的先祖自老子至李崇均在河南，“郡望”应在“河南苦县”；二说“李氏”的先祖李仲翔发迹于陕西“槐里”，“郡望”应在“陕西槐里”；三说陇西的“李氏”为冒牌李氏，“郡望”应在大唐发迹的“赵郡”；四说当时居住陇西的“李氏”是少数民族，与大唐李姓没有血缘。这四说均被唐太宗弃之，尤其是“少数民族说”使太宗龙颜大怒，斥之为“妄说”、“邪说”，“首恶”皆尽斩之。于是唐太宗御书下诏，天下李氏的“郡望”为陇西，堂号为“陇西堂”。“郡望”之争随之销声匿迹，这便是《氏族志》中“一言九鼎天下李氏归宗”的来历。后来，归宗认祖的李姓人氏便自然向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汇集，交通便利的渭洲（今陇西）接踵而来，这样“李家老院”自然成了李姓认祖归宗的场所。唐太宗末年，“李家老院”从规格上作为“陇西堂”自然显得太低，不够皇家气魄，便下诏坐镇渭州的陇西王李博义在今陇西北关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富丽堂皇的“李家龙宫”，作为“陇西李氏”的统一标识。这样“李家老院”固有的辉煌被“李家龙宫”所替代。唐文宗开成三年，“李家老院”因金缶蒙冤而毁于一炬。
　　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家老院”的分支“槐树下李家”出现了两位杰出人物，他们便是“廉洁俭约”深受宣宗器重，后任司空、门下侍郎的李让夷(字达心)和号称“李 、元、白三俊”之一的李绅。二人苦口良言，历数“老院”门户自唐至此三四十位文臣将士，以“报本”大唐江山社稷的贤德感动宣宗，于是澄清了“金缶冤案”。后来，李家族人便在“李家老院”的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寺院，取名“报恩寺”（陷于兵火，后移建于县城北关东隅，更名报国寺）。唯有“李家龙宫”因更名为“祖师庙”，才残缺不全保留了一些遗迹。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左右，李氏族人为念先祖之德，在“老院”遗址上又重建了“李家老院”。 据《明史·神宗纪·万国钦传》、《甘宁青史略》、《巩昌府志》记载和当地出土的“葺□老院碑记”等文物考证。明神宗万历十八年七月（公元1590年），青海蒙古部落火落赤率部入侵陇西，陇西北东西三关大部民宅毁于战火。由此分析，“李家老院”毁于此时，时间是吻合的。

　　“李家老院”及后裔在陇西的遗物见证

　　葺修老院碑记。八十年代后期，位于今柴家门东南的砂湾里，当地村民大量挖土时发现了两尊长方形四足高约30厘米钟鼎铭文的青铜香炉和一块石碑。香炉及文物均已非法倒卖，而石碑却散落于柴家门，被当地群众当过路石阶铺于地面。后被柴进当作重修“李家老院”的唯一见证而收藏。这块石碑的出土，确立了“李家老院”的来历。该碑呈长方形，石质为花岗岩，背而粗糙，正面留有残缺碑文，经辨认现抄录如下：“葺修老院记，忠□节烈乃人之性也余□□吾府玉牒闻太高尕李氏□汉开宗英声□世□耳□昆孙惊仰止□太祖开成蒙尘祸延楣庭幸太父让夷荣宗门庭复善老院然陋宅□遭凄怜□堪适逢太平谨择良吉□尽善□记，大明洪武八年□□□□□”。
　　将军侯。晋末隋初，“李家老院”的支裔在逐步尝到水磨带来的巨大利益后，按五行生克配消煞纳水易学观点，在陇西县城西门外的渭河沿选址，建造了第一座“李家油坊”。其物证为1988年秋首阳镇樵家河村一古董商人无意发现的一块渭河巨石。这一形似蛤蟆状，表面光滑，腹似兽纹，背面刻有凹型甲骨文“将军侯”三字，重约九百余斤。据传此石为大禹导渭时立下的镇洪碑，不知何朝何代被洪水冲垮，滞留于当时渭河下游（今上河浦）附近的浅滩中。
　　在当时没有发明“千斤顶”的年代，“李家油坊”土法榨油的压力器具主要以石料为主。李家族人在渭河滩中寻找石料时无意发现了这块石头，便用滚木铺道马拉人推运回油坊。随后凿两耳，做架悬于油担之上，取名“千斤闸”，又名石蛤蟆。唐末，“李家油坊”的族人迁移敦煌，“奇石”不能运送，便易其主，后又流落于樵家河，其来历无人问津，甚至不知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渭河黄玉，是大禹导渭的历史见证，只有秋季大麻收割后，偶尔有人用此石来榨麻。1985年秋，古董商人张某发现此石，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只辨认为玉石，仅以四十元购得，加工成玉器古玩销往市场。据知情人士透露，加工前曾拍摄了照片，但古董商已流居外地，不得其踪，无法再现其概貌。
　　金缶。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3年），李程之子李廓（字元夏）考取进士后，回故省亲。十月初六日夜，大雨茫茫下至天明，忽然庭堂北垣斗方坍塌，李廓便更衣出门观察，见坍塌的泥瓦中有一个高约半尺之余大肚小口的罐形缶器，其形甚古，与当时的缶器大有差异，便拣了起来，抹去泥土苔翳，发现缶器为白金制成，用指拭弹，其韵悠长，表面还刻有文字。李廓觉得此为稀世珍宝，便遣散家童，独自在庭堂之中用水洗净，见缶器的文字为东汉书法家崔瑗（字子玉）的小篆书《古磬铭》，但没有刻明制作年代。李廓进士及第，家宝现身，感恩先祖之情难以尽表，便将其缶作为“李家老院”先祖的镇院之宝供于“报本”大堂，选派壮实家丁昼夜守护，并向其子李开成作了护宝交待事宜后回京赴任。“李家老院”惊现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唐宪宗的那里，李廓惧怕龙颜，又命其子亲送金缶献于宪宗赏玩。
　　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李开成任利州刺史录事参军，因性直得罪了朝中奸佞，便告假回家。朝中奸佞兴风作浪，诬陷李开成欺君罪状有二：“其一，李开成取名冲犯文宗年号，知其不改，其罪当诛；其二，“李家老院”惊现的金缶为雌雄一对，李廓父子瞒天过海，只献了雄缶，留得雌缶藏于家中，犯有欺君之罪”。文宗听后，龙颜大怒，命刺史李行枢传旨李开成限期进献雌缶，否则满门抄斩。李行枢遣吏传讯李开成，李开成闻讯甚骇，明知是圣上中了奸佞谗言，要致他于死地，随缢于庭前。其妻痛生不得，也缢于庭前。全家老少数辈均受震慑，一百余口皆尽跳井。这就是吴之廷《襄武人物志》、杨翼骧《避讳学》、袁英光《避读录》中分别记载的开成三年“金缶冤案”的来龙去脉。
　　近年来，陇西人柴进在深入挖掘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个人出资重修“李家老院”，为更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陇西李氏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也为陇西人重温历史提供了新的场所。

新建的李家老院一角